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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林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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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财贸经济》副总编,兼任信息服务与电子商务研究室主任,服务经济与餐饮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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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茅于轼的错误导向与合理成分  

2008-12-29 19:04:01|  分类: 宏观经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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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茅于轼的错误导向与合理成分 (2008-12-29 04:07:11)

  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茅于轼报告的错误导向与合理成分

    茅于轼在其天则研究所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报告的发布会上,公开反对18亿亩红线,认为我国粮食已经实现自给,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18亿亩红线的规定是错误的,在我国粮食能够自给和国家外汇储备数额巨大的情况下,即使有粮食供给不足也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来满足供应,没有必要进行坚持;必要的耕地面积应该通过土地自由流通来保证,而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18亿亩红线不可能守住,它只是抬高了我国的房价。该研究报告由美国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赞助。发布会过程中,国家前粮食储备局局长愤而离席。这些就是关于茅于轼反对18亿亩红线的有关信息。对此,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赞成者很少,反对者居多。其实,茅于轼的观点中有对有错,我们应该仔细分析,而不应盲目反对或盲目赞成。

    一、茅于轼观点的错误和问题

    在茅于轼的观点中,存在错误的内容,而且其性质还比较严重。

    茅以轼认为,中国的粮食自给就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中国是13亿人的大国,全国年产粮食5万亿吨,仅仅只是能够基本保证我国人民的用粮,并不是很充裕,而且我国巨大规模的粮食产量是在小农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国家提供极大政策扶持的前提下实现的。这种大量分散的小规模农户提供粮食基本供给的粮食生产供给模式存在巨大隐患,只要国家政策稍有改变或农业经营环境稍有不利变化,粮食产量就会大幅度缩减,粮食安全问题立即就成为中国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那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满足中国粮食供应。特别是在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不是很好,中国又成为美国潜在竞争者的情况下,中国发生粮食危机,世界都会对中国封闭粮食出口的大门,那时中国的稳定都成为问题。中国有再多的外汇也不能从其他国家购进粮食。因此,中国不仅存在粮食安全问题,而且粮食安全问题还非常严重。

    茅以轼存在被美国利用甚至是雇用的嫌疑。从我国近几年的粮食进出口数据来看,似乎中国确实不存在粮食短缺问题。我国小麦、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品种近几年自给有余,进出口份额很低,略有净出口(只有1%多)。农产品进口最多的是油料(2/3依靠进口),其次是棉花,大麦纯进口,水果、肉类产品进出口基本相当。我国主要农产品出口少主要是政策原因,也是我国根据自身国情进行有效保护的结果;我国进口最多的油料现在在进口、加工、价格方面已经被外资控制。目前美国最需要的就是我国放开粮食进出口的管制,特别是让粮食生产出现不稳定,以利于美国控制中国农业,进而控制中国经济、政治和外交。茅以轼的研究报告要求政府放弃18亿亩耕地红线,实行以进出口调节粮食供给的政策,正好满足美国通过控制中国农业来全面控制中国的目的,而且其研究报告由具有美国官方特殊背景的美国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完全可以说明茅以轼的报告为美国所利用或操纵。从此背景出发,茅于轼有被美国利用的嫌疑,也有被美国雇用的可能。

    二、茅于轼观点的正确之处

    尽管有以上情况,但茅于轼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没有价值,他的认识也有正确成分。他正是利用其研究成果中的正确成分达到让其研究结果为我国政府采用的目的。其正确成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土地市场化流通是保护耕地的最有效措施。土地市场化流通,土地所有者会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决定土地供应价格。在土地有限性的前提下,城市扩张、企业建设占地的需求会不断扩大,土地市场价格会随之提高,土地开发的资金密集度会明显提高,农村土地和耕地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自动受到价格上升的保护。为此,通过市场化改革达到保护土地资源以及耕地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应有政策取向。

    行政措施不是保护耕地的最有效手段,反而是造成腐败、推动房价上涨的力量源泉。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并不能有效保护耕地,这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得到明显体现。强制性的行政控制不仅没有减少我国耕地面积的减少,而且大大提高了国土部门的审批权力,造成土地审批过程中的严重腐败、直接推动房价上涨,同时限制土地的自由转让和市场价格的形成,成为通过土地征用剥削农民、造福官员,向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利益输送的重要渠道。从这个角度讲,18亿亩红线的硬性规定是为腐败造福谋利,确实应该予以废止。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茅于轼的研究成果其实是美国支持下控制中国的工具,其出发点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但其中也有合理成分。茅于轼正是利用其报告中的合理成分为其把中国引入歧途的目标进行服务。从其报告的出发点和导向目标出发,我们把茅于轼定义为中国学者中的当代汉奸绝对完全正确。但其合理成分也确实指出了我国现实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应该重点改革的对象,我国政府应该认真对待,积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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